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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推行新規規范行人過馬路

四川成都:推行新規規范行人過馬路

 

  四川成都:推行新規規范行人過馬路

  駕照網3月31日訊 摘要:小編從成都市交管局獲悉,《指導意見》今後將對成都地區的交通事故中,當事人的行為所起作用和過錯的嚴重程度,有規范的劃分和指導。而市民通過《指導意見》,也能知曉自己平時不注意的交通違法可能導致的各種不利後果。

新規:“中國式過馬路”致車禍或負主責(圖)

 

  劃分責任

  《成都市道路交通事故責任確定指導意見》明起實施,嚴重過錯行為26種,行人、非機動車10種。作為弱勢群體的行人,行為被認定為“嚴重過錯類”,在責任劃分中可能處於不利地位。

  律師看法

  《指導意見》能方便成都交警在處理各種負責交通事故時,有具體的指導依據。對律師和普通市民來說,這一規定的出爐也能更透明保護自身合法權益,“減少了糾紛和違規操作的空間。”

  26種嚴重過錯:

  行人翻欄桿橫穿馬路,在車行道上使用滑板、旱冰鞋,機動車亂變道,開關車門妨礙其他車輛、行人通行等,如引發交通事故,將被認定為嚴重過錯。

  12種一般過錯:

  醉酒駕駛自行車,電動車、自行車違規載人,機動車不按規定停車等12類交通違法行為,在交通事故責任認定中,將被認定為一般過錯類行為。

  昨(30)日上午9點過,在紅星路二段下穿隧道口,市民劉女士踩著高跟鞋,和幾名男子一起快速從路的一側跑到中央綠化隔離欄處,一邊觀察隧道裡車流量,一邊繼續做“闖關者”。在她左側300米處就設立了人行橫道,右側200米處就是春熙路路口。

  “直線距離最短,從這裡過最省事。”她說。

  而從4月起,隨著《成都市道路交通事故責任確定指導意見》正式實施,類似的違法一旦造成事故,即使是行人行為,也會被認定為“嚴重過錯類”,在事故責任劃分中可能承擔主要責任。

  小編從成都市交管局獲悉,《指導意見》今後將對成都地區的交通事故中,當事人的行為所起作用和過錯的嚴重程度,有規范的劃分和指導。而市民通過《指導意見》,也能知曉自己平時不注意的交通違法可能導致的各種不利後果。

  新規:交通違法過錯 分為“嚴重”和“一般”

  根據道路交通事故形態及事故成因,《指導意見》將事故當事人與發生事故有關的交通違法行為分為“嚴重過錯”、“一般過錯”兩類。

  成都市交管局事故預防處理處民警介紹,當事人違反路權(先行權)以及直接引發交通事故的行為屬於“嚴重過錯”。嚴重過錯類行為在發生事故中起主要作用,當事人應承擔的責任大;其他對發生交通事故起作用或雖對發生交通事故不起作用但對損害後果起作用的行為屬於“一般過錯”。“一般過錯類行為對發生事故所起的作用小以及過錯程度一般,在發生事故中起次要作用,當事人應承擔的責任小。”民警說。

  新規實施後,醉酒駕駛自行車,電動車、自行車違規載人,機動車不按規定停車等12類交通違法行為,將被認定為一般過錯類行為。26種嚴重過錯行為,則包括行人翻欄桿橫穿馬路,在車行道上使用滑板、旱冰鞋,機動車亂變道,開關車門妨礙其他車輛、行人通行等(詳見圖示)。

  民警解讀:按排列組合原則 劃分事故責任

  昨(30)日,成都市交管局事故預防處理處民警,對《指導意見》進行了解讀:“交通事故中當事雙方可能有一項或幾項嚴重或一般過錯行為,通過各種情況的列舉和排列組合,能夠指導民警對各種復雜情況下當事雙方的定責。”

  “例如,行人在橫穿馬路時被汽車撞傷,則雙方的過錯情況都要看。”民警介紹,行人如果有翻越隔離設施的行為,則有一項嚴重過錯;同時汽車駕駛人如果在撞擊時未避讓行人,同樣有嚴重過錯,“兩項比較,雙方負同等責任。”

  但實際交通事故的情況,則復雜得多。“雙方有的有一項或幾項嚴重過錯,有的有一項嚴重過錯和幾項一般過錯。”民警說,根據具體情況,最後定責時的情況會出現多達9種排列組合,對應的結果則有全部責任、主要責任、同等責任、次要責任和無責任5種。“責任組合為全部責任對應無責任、主要責任對應次要責任、同等責任對應同等責任。”

  從重認定酒駕或闖紅燈事故責任

  《指導意見》介紹,如果是更嚴重的違法行為,還會導致責任從重情形。這些行為包括無證駕駛、飲酒駕駛、闖紅燈、逆行等。其中,行人進入高速公路、城市快速道路機動車道,或者在有隔離設施的道路進入機動車道,與正常行駛的車輛發生事故的,也在此列。

  “有這些違法行為,且與事故發生有因果關系的,加重為承擔主要以上責任。”民警介紹,已確定加重責任方為主要或者全部責任的,不再加重責任。雙方當事人均有下列過錯行為之一的,“互相不加重責任。”

  律師:新規細化《道法》可以減少糾紛

  “《道法》對事故處理有原則性指導,而在具體的操作中,民警在事故定責時可能有自己的標准和判斷。而今後這種標准將形成法律文書形式進行體現,讓民警執法定責時更能有法可依。”四川致高守民律師事務所一名律師認為,民警、事故方和律師都能通過《指導意見》來推算事故行為導致的具體責任程度,“減少了糾紛和違規操作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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